老舍小说中的旗人意识与身份焦虑

大家想知道老舍由旗人身份所导致的身份焦虑及其在创作中的具体显现是什么吗?，来揭示老舍思想的内在矛盾及与旗人意识之间的隐秘关联。

在对市民性格的批判上，老舍有其深刻的一面，也有保守的一面。与其他新文学作家相比，他之所以在文化思想上显得保守而偏执，恐怕与他特殊的旗人经验不无关联。一方面旗人经验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生活资源，另一方面旗人经验也对的思想和艺术表达构成了制约。

将传统伦理的崩溃坍塌归结为现代个人主义理念的侵蚀，无疑是老舍式“国民性批判”的主要特色，这显然与基于启蒙主义立场的“国民性批判”构成了极大的反差。可以说，这种保守观念与老舍的民族主义立场构成了一体两面的关系。盖尔纳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强调个体服从于群体利益的社会思潮，因此与个人主义相比，传统主义更有可能成为它的亲密盟友。在以往的文学研究中，关于老舍思想的阐释往往局限于个性心理学的范畴，而老舍思想与其族群意识之间的关系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澄清。

从某种程度上说，老舍偏执而保守的思想艺术个性或多或少源于其特殊的族群意识和由此产生的.身份焦虑。随着清朝统治从衰微到灭亡，旗人的社会地位也逐渐边缘化。从权力的中心到失落的边缘，旗人族群对当时时代的感受与主体族群是不同的。封建专制瓦解了，可军阀、政客这些新贵族却是横征暴敛，互相倾轧。而在“自由”和“民主”的呼声中，旗人不但没有享受到平等的待遇，反而成了“亡国奴”、“懒惰成性的游民”的代名词，这种社会归属感的丧失和自卑感让他们不敢在公开场合暴露他们的旗人身份。而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现代理念的传播，则进一步加速了传统社会和伦理秩序的解体，社会日益呈现出种种混乱失范之相：世风日下，道德沦丧，物欲横流。对此，老舍作为民国下层旗人中的一员，体验尤为强烈而深刻。

主体与自身的社会角色不能达成协调，失去了社会文化的定位，无从获得归属感时，就会产生观念和心理的冲突和焦虑体验。假如我们洞悉了这些时代加之于旗人族群的精神焦虑，就不会对老舍思想的保守偏执备感困惑，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对前现代的人伦关系在批判的同时又深怀眷恋，对个人自由在讥嘲的同时又充满隔膜。亲身经历过旗人生存困境的老舍，在其创作中面对着这样一个问题：“我是谁?”旗人社会沧海桑田般的变迁，对老舍的经验世界和思想观念构成了某种潜在的制约，从而影响了老舍的创作心理或创作无意识，并或隐或显地在他的作品中浮现出来。

老舍在《二马》中借理想人物李景纯提出了他所谓的救国公式：埋头实干+除暴安良。然而，老舍又通过李景纯的铤而走险颠覆了“埋头实干”的内在逻辑，通过他的死于非命颠覆了“除暴安良”的社会效能。他意识到，自己只是五四运动的旁观者，这种看戏的心态导致“他的思想吃了极大的亏”;李景纯形象的正面意义是极其有限的，它不是在激励人们改变现实，而是在“轻搔新人物的痒痒肉”。耐人寻味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老舍在不满于五四新文化的同时，不得不求助于连他自己都不能说服的“过时”思想和救国方案呢?这至少说明，面对现实的“询唤”，老舍似乎怀有一种“不得其门而入”的心理障碍。他既是一个理应居于社会核心的文化人，又是一个具有“边缘人”和“旁观者”身份的旗人，这种互为矛盾的角色决定了他不能或不愿在现存的文化潮流中选定自己的位置。

与李景纯的苍白空洞相比，《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在艺术上较为成功：性格丰满深沉，极富有理想性又不失现实性。日军侵入北平，面对国家、民族和文化的危机，瑞宣追求自由解放，但缺乏勇气;憎恨侵略者，却未曾积极斗争;他同情落难者，但又无可奈何……在痛苦和焦虑中，他依然心系国家和民族。他宁肯失业去卖落花生，也坚决不为日本人做事。这就是他为自己找到的“无可如何的，似妥协非妥协的”出路。正是这种形而上的精神坚守，为形而下的庸常生活添加了意义，从而在现实之中探寻出一条超越现实的路径。与之相比，李景纯显然是以一种向壁虚造的非现实方式来超越现实，而理想本应具有的内在张力则在这种直奔主题的表达中丧失殆尽。

在以往的老舍研究中，往往将祁瑞宣形象成功的原因归结为老舍思想观念的演进和和艺术表现力的成熟。但如果联系到老舍的族群意识与社会思潮的复杂关系，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按照李泽厚“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的观点，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由于具体社会情势的变化，“启蒙”与“救亡”双重任务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

与之相应，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文化面向：面向西方和面向传统。所谓“面向传统”，主要是指在边缘的、非主流的传统文化中汲取民族自新自强的精神力量。侠义精神源于墨家的“兼爱”思想，在传统文化中处于边缘位置。在抗战时期以至50、60年代，侠义精神成为民族解放和社会革命一项重要的精神资源，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进程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如果把李景纯这类正派市民所张扬的侠义精神置于1920年代的启蒙背景之下，它显然是陈腐落伍和“反现代”的。老舍初登文坛时之所以不太为新文学界所关注，大概与这一脱离时代的文化资源不无关联。进入1930年代，随着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救亡”逐渐上升为时代的主题，而老舍此前所秉持的民族主义立场和借重的文化资源也得到普遍认同，这使他“名正言顺”地跻身于新文学的中心。由此论之，祁瑞宣形象的成功原因主要不在于老舍思想观念和艺术功力的进展，而在于时代呼应了老舍在《赵子曰》中提出的难以展开的命题。易言之，一个曾经空洞的命题在《四世同堂》中获得了实质性的意义，进而使老舍的艺术想象力有了充分发挥的空间。

如果说李景纯体现了老舍的身份焦虑，那么祁瑞宣则体现了这一焦虑的有效纾解。在全民抗战的时代背景之下，老舍此前作为族群意识表达策略的思想立场和精神资源得到了“正名”，由此他作为一个边缘族群作家真正融入了社会主流，而他闪烁在早期作品中的身份焦虑也随着社会归属感的满足而暂时化于无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