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小吉的声音散文

我的家乡北流是一座小城，城区面积还比不上首都机场，但在上世纪90年代的广西，这算得上“大地方”了，因为接壤广东，领风气之先，经济社会的发展虎虎生威，相当令人瞩目。那时候，与盛产陶瓷、水泥、荔枝、水稻交相辉映的是，文人一茬又一茬地冒出来，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随随便便也能坐满三五桌。因此文气历来很盛。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世界有多大，甚至不知道“辽阔”的北流边界在哪里。在我眼里，在县刊《勾漏》发表过作品便算得上“知名作家”了。那时还叫吉广海的吉小吉“成名”极早，但开始时我对他的印象并不很好。那时我已经在县文联工作，听到一些关于他年少自负的传闻。有一次，他拿着一份自任社长、主编的《圭江潮文学报》兴冲冲地送到我办公室，好像就是从那天认识他的。当时一位老作家看到那份报纸后很不以为然，劝我不要“跟吉广海玩”，更不要在这些“小刊小报”发作品。那时候的吉小吉，个子矮小，瘦瘦的，像个小孩，见到陌生人也没有羞涩感，但长得眉清目秀，唇红齿白，皮笑肉也笑，怎么看也不像是坏人。然而，我还是听从长辈的提醒，跟他保持一定的距离。过了不久，吉小吉又兴冲冲地送我一本他的诗集《岁月初程》。薄薄的，自费出版，扉页上的黑白照片虽然略显模糊，但一点也不影响他踌躇满志、雄鹰展翅、就差没飞起来的逼人英气。从那本诗集里，我看不出他有什么比别人更胜一筹的天赋。但我还是觉得他了不起，因为他年纪小小便在拥挤不堪的县文坛出人头地了。

然而，那时我对吉广海还是有些轻蔑，实际上是对文学的不屑。靠文学敲开仕途之门的前辈谆谆告诫我说：文学这东西，等你退休后再回头弄也不晚。我想，这种闺密般贴心贴肺的话，他们是不会跟吉小吉说的。我暗藏雄心很快离开了文联，到政府机关谋官去了。应该是四五年之后，有一天，吉广海扯上谢夷珊兴致勃勃地拿着一本黑乎乎的小册子，声势浩大地告诉我，他们创办了“漆”诗歌沙龙，出版了刊物《漆》！听起来好像比政府换届还大的事情一样。我对他们给予了几句客气的、官腔的、简单的奉承后，礼送他们出了办公室门口，然后啪一声关上了门。关门前，我看到了他们仍然眉飞色舞的样子，应该说是激动，由于激动，他们没有觉察到我对他们的不屑。几个月后，吉小吉又给我送来了第二期的《漆》，并苦口婆心地劝我写诗，像鼓励一个大龄青年尽快娶妻生子一样。而我心肠软，预感到再不鼓捣几首诗给他们可能要跟我断交了。我开始意识到，诗歌是我久未拜会的远房亲戚，逢年过节应该要去看看了。记得是2000年初，吉小吉夹着最新出版的《漆》又和我见面了。这一次，他兴致勃勃地说到了《漆》在外面（我们这里的“外面”通常是指全国各地）的反响，谁对《漆》如何评价，当然也说到了他的诗在哪刊物发表了，并有样刊和稿费单为证。那时候我对当代诗坛一无所知，“不知有秦，无论魏晋，”因此根本不知道他所津津乐道的诗坛名人究竟是谁，有多大份量，我对当代诗歌的知晓基本上到北岛、舒婷等为止，甚至不知道于坚、韩东、王家新等等是谁。但我知道《人民文学》，县内文人历经数代努力而没能在彼发表哪怕一个标点符号。有一天，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在北流水银泻地般不径而走：吉小吉上《人民文学》了，市长亲自打电话向他祝贺！简直是天下大乱！惊诧、混沌和怀疑都因为一个问题：难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此消息被吉小吉随身携带的《人民文学》反复证实。他一下子把一县文人的心都搞乱了。此后，吉小吉接受林白的建议，将笔名固定为“吉小吉”。吉小吉在《诗刊》《星星》等刊物发表作品的消息纷至沓来，他还不时给我看全国各地诗人给寄来的书和信件。我确信，在人群中最容易丢失的吉小吉的双脚已经离开北流大地，走向全国，在中国诗坛登堂入室了。我心生“妒忌”，暂且放下写公文的笔，写起了诗歌。

我顺从地被吉小吉拖上了“漆”诗歌沙龙。“漆”是一辆公共汽车，车厢内虽然人头攒动，但远未满座，谁都可以上，不会写诗也无所谓，先加入再学，先上车后补票。因此在各种活动中，我认识了一些从没写过诗或多年已不写诗的朋友，有些后来诗越写越好，如比我迟加入的陈琦、陈前总、琬琦、马路等。看来诗人不是天生的，是加入“漆”后才混出来的。在吉小吉、陈琦、李京东、谢夷珊、梁践、伍迁、方为、刘军海、凌炫、梁晓阳等人不遗余力、不知疲倦的倡导、组织下，“漆”搞了不少活动，如广西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青年诗会，华南青年诗会、“夜拍鬼门”等。在每一次活动中，吉小吉都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他像阿拉伯地区的一口油井，激情燃烧不尽，用之不竭，而他一歇菜，整个世界就会停止运转。

加入“漆”是愉快而难忘的经历。县城不大，我们的活动范围可不小，而且是哪里热闹我们就往哪里摆下阵势。县政府旧会堂门前有一片空地，茶摊一两处、粥店四五家，黑压压的都坐满了人，却以我们的桌子最广阔，三四张桌子合并起来，像一艘航母。我已经记不起我们多少次为诗而争吵。我们像瞎子摸象，各执己见。大家坐下来便互相挑剔对方的诗作，争论中往往阵营分明，各表观点，唇枪舌剑，说得兴起，以掌击桌，声震八方。周边的人以为醉酒闹事，静候好久却不见拳脚交加竟大为扫兴。吉小吉在论争中始终保持中庸态度，对什么样的诗和观点从不激烈反对，总善于“换个角度看问题”，好像他就是海纳百川的集大成者。陈前总和陈琦常常是吉小吉的“反对派”，有时候对他的诗歌批判得体无完肤。我往往站在中间，两边调和，扑火。越吵嚷，凑过来听热闹的人越多，我们只得不断地加椅子和茶杯。喝多了，尿急，便走三两步，侧身于一条陋巷的断墙处撒尿，哗啦的尿液从我们的茶桌后绕道而行，散发着诗味，往大海奔腾。争辩过后，激情燃尽，口干舌燥，精疲力竭，又夜深人静，醉意澜珊，各自归去。

我调离北流后，吉小吉调到了政府办公室工作。晚上或节假日，我们经常到他值班的办公室，大声地肆无忌惮地谈论或朗读诗歌，而市长们的办公室就在隔壁，偶尔会传来故意的假咳。我们一些文学活动筹备会，就是在政府的会议室里开的，有空调，有茶水，可以穿拖鞋和沙滩裤，脏臭的双脚可以舒舒服服地摆到锃亮的桌面上。而我们当中的大多数，当年都曾常常坐在这个会议室的角落里卑微地小心翼翼地做会议记录。

这一时期，小城文人跟全国的'交流交往十分频繁，朋友遍天下，隔三差五便有诗友从全国各地赶到北流，如四方来贺般令人鼓舞。大伙的作品竞相在各大刊物亮相、入选本、获奖，引人瞩目。我们走出去，诚惶诚恐地站到了各式各样的场合故作高深地表达我们的观点。我们在出彩或出洋相的过程中茁壮成长，获得乐趣。那是小城历史上最活跃最美好的文学时光之一。有前辈说，小城文坛原来很封闭，是吉小吉一脚踹开了对外交流的大门。是这样吗？我们面面相觑，一时说不出反对意见。

20xx年9月，我和吉小吉怀着对文学的热爱和对人生广度的向往，踏上了去南京大学的求学之路。这是我们人生中鬼使神差和充满奇幻色彩的一页。那是全新的生活。在南京两年里，我们住在一起，一同上课，一起散步，一起逛街，一起交朋友，谈论文学，度过了那些快乐、孤独、烦躁并存的时光。朝夕相处，我对他的个性、品格有了更深的了解。我们有过争吵，但更多的是互相激励，互相提醒，互相容忍，情谊也更深了。我发现吉小吉身上有着很多优良品质，我经常拿他当镜子对照自己，也常常自愧弗如。他是一个足够坦诚的人，更是一个凡事乐观的人，尽管经济上常常捉襟见肘，但他始终一副酒足饭饱、悠然自得、对未来信心十足的样子，这倒让我对他十分佩服。那两年，因为离家千里而感到每一天都特别漫长，如果缺少对方，我们真不知道能否坚持下来。因此，我们至今仍常常为“到底谁陪谁读书”而争辩不休。其实，那两年，我们是互相陪读，暖寒相知，“相濡以沫”。那两年，我们收获的东西，足够我们受用一辈子。当然，包括同窗情谊。

你可以质疑吉小吉为什么住得起200平米的复式“豪宅”，但不要怀疑他的诗歌才华和过人悟性。然而，对他的诗，真是一言难尽。它几乎是他生活的记录、情感的写真，质朴、诚恳、真挚、意味绵长……它曾经让我茅塞顿开，曾经让我佩服得五身投地，也曾经让我失望透顶。我认为他的诗，好的很好，差的很差。他的诗，是被我们拿出来“批斗”最多的。他在“批斗”中成长，在“批斗”中成名，也在“批斗”中提高了作品的质量和产量。毫无疑问，他才是“批斗”的最大受益者。随着时光的流逝和记忆力的衰退，我对他的诗忘记得差不多了，但有几首我一直记忆犹新，比如《寒风》：

我要将那些人们忘记关上的窗门

猛烈地摇个不停

直到摇碎所有的玻璃

我要他们都蜷缩在

被袄里、暖气里，不敢出来，做缩头乌龟

这还远远不够，对那些胆敢跑出来的

路上的行人，我要撕裂他们的脸皮

还要用劲甩出一万条鞭子，狠狠抽打

让这些人感到彻骨的疼痛，并且

连挂在脑袋两侧的耳朵

也不知道是否还在那里

我要天下所有的人，都像重视春天一样

重视冬天，真真正正懂得我的存在

每谈吉小吉的诗，我几乎必提到这一首。如果吉小吉有十首这样水平的诗，就相当于头顶上有了十颗太阳，北流城的夜晚即使黑灯瞎火也能让我觉得金碧辉煌。吉小吉的才华和贡献远不应止步于此，我对他有很高的期待。我希望他一直走在诗歌的最前沿，比我们任何人都走得更远，坚持得更久。但有一段时间，他懒散了，整天跟酒肉纠缠在一起，放荡不羁又俗不可耐，疏于阅读，对诗的感觉大不如前，诗写得一首比一首臭。我们对他当头棒喝，促他猛醒，鼓励他“二次创业”。他也意识到了。他肯定不甘。他又老马识途地回到了书房和诗歌。一堆开始缓慢复燃的死灰，将重新成为熊熊大火。

诗歌，让吉小吉高大起来，也让他的生命变得更有尊严，更有价值。多少年后，吉小吉仍将会是我们这里的文学青年励志的榜样。现在他还安于小城。有人在鼓捣诗歌，使这个小城充满诗意，这多难得啊。去年林白回到家乡，感觉很温暖和亲切，因为她被文学包围着，被热爱文学的人感染着。她看到诗歌这棵树，在北流长得枝繁叶茂，树上的那些花，不动声色地唯美盛开。

一座没有诗意的城市不适宜人类居住。只要吉小吉还在那里，北流就是最适宜安居乐业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