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冲天·黄金榜上

这首词反映了柳永的反叛性格，也带来了他人生路上一大波折。在宋元时代有着重大的意义和反响。它正面鼓吹文人士者与统治者分离，而与歌妓等下层人民接近，有一定的思想进步性。全词如下：

　　鹤冲天·黄金榜上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游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注释】

⑴鹤冲天：词牌名，即“喜迁莺”。

⑵明代：政治清明的时代。一作“千古”。

【译文】

在金字题名的榜上，我只不过是偶然失去取得状元的机会。即使在政治清明的时代，君王也会一时错失贤能之才，我今后该怎么办呢?既然没有得到好的机遇，为什么不随心所欲地游乐呢!何必为功名患得患失?做一个风流才子为歌姬谱写词章，即使身着白衣，也不亚于公卿将相。

在歌姬居住的街巷里，有摆放着丹青画屏的绣房。幸运的是那里住着我的意中人，值得我细细地追求寻访。与她们依偎，享受这风流的生活，才是我平生最大的欢乐。青春不过是片刻时间，我宁愿把功名，换成手中浅浅的一杯酒和耳畔低徊婉转的歌唱。

【赏析】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开头便说出了落第的事实。“失龙头望”而冠以一个“偶”字，表明作者对自己的才能并没有失去信心;和下句的“暂”字互相呼应，说明这次下第只不过是偶然的、暂时的，非战之罪，实受种种客观原因制约而已。然而落第毕竟又是眼前的现实，今后一段时间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是不得不考虑的。接下去的两句，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明代暂遗贤”，说得何等委婉!表面上，既没有唐突了时代(其代表人物就是当代的“圣君贤相”)，也没有贬抑了自己;但骨子里其实是包含着讽刺，蕴藏着怨望的。既然是政治清明的时代，就应该“野无遗贤”才对呀!这句话的重点，是把自己说成为一个有才能的“贤”者，被有眼无珠的当道者所“遗”弃了。“如何向?”既然他们不要我，我应该怎么办?问题提得相当尖锐。

接下去是回答问题。“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二句，用斩钉截铁、明白无误的语言，说出了今后生活的行动指向：恣意狂荡。“恣”字已有放纵的意思;“争”字领头造成的反问语气，双重否定构成肯定意思的行文法，都加重了“恣狂荡”一语的力量，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何须论得丧”三句，进一步申述走这一条恣意狂荡之路的得失，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这是一条违反应举出仕的封建规范的道路，一般读书人都不愿意走的道路。但是作者却认为：走这条路，做个“才子词人”，与仕宦而至公卿宰相，是没有什么两样的，谈不上什么损失。“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这两句话充满了自豪，十分警策。就作者的本意言，是以为“教坊乐工”写作歌词来对抗为朝廷草诰制策，即以为市民阶层服务来代替为统治集团服务;客观上是提高了词人的地位。

上片到此结束，在表意上已自成段落，相当完整。然而长调讲究铺叙，讲究舒展，柳永的这首词，是适应长调的要求而构思、下语的，因此句子不大讲究含蓄，余蕴不多;上片形象的描写尤其不够。偏于平实的叙述和抽象的议论。如果没有更多一些景语和情语，是会显得干瘪的。而“恣狂荡”生活的具体内容，“才子词人”的真正含义，还有待于进一步展开，才能成为“意”、“象”兼胜的作品——这也正是词人下笔时有意的布局，为下片的描写留下余地的。故过片以后，即展开了“依红偎翠”生活的具体描写。

“烟花巷陌”四句，勾画出绮丽的`环境和可意的佳人：一条歌妓聚居的深巷里，摆列着丹青画屏的绣房中，住着那些值得词人时时来寻访的“意中人”。在这里，“意中人”没有明标数目，也没有描写外貌，但是不难推知，它一定是复数的，一定是美丽的。这有词人其他作品为证。柳永词中出现过的歌妓.有名字的就有心娘、佳娘、虫娘、酥娘、秀香、英英、瑶卿等;那些没有标名的，更是不计其数。(虽然不是一时一地的相识但以早期在汴的居多。)宋人罗烨记载：“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醉翁谈录》丙集卷二)可见他和妓(ji)女们的交游，是十分广泛的。而“如描似削身材，怯雨羞云情意”(《斗百花》)、“层波细翦明眸，腻玉圆搓素颈”(《昼夜乐》)、“天然嫩脸羞蛾，不假施朱描翠，盈盈秋水”(《尉迟杯》)等等，都是她们体态妖娆的佐证。文艺创作有时不得不把丰富的生活内容压缩在短小的篇幅里，读者就需要展开想象的翅膀，才能充分领略其中所包含的意象;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了解作者的生平行事。理解柳永的这首词，也是这样。

“且恁偎红翠”三句，紧承上文，意谓对着这些聪明美丽的烟花伴侣，应该尽情地享受美满风流的生活，以求达到平生的快意。这种境界，其他词作中也所在多有：“暗想当初，有多少幽欢佳会。”(《曲玉管》)“未名未禄，绮陌红楼，往往经岁迁延。”(《戚氏》)“追思往昔年少，继日恁，把酒听歌，量金买笑。”(《古倾杯》)他是沉浸在“偎红翠”的生活之中了。词作至此，已极道“恣狂荡”的内容，意象的容量得到了极大的丰富。

一结三句，又把词的思想推向更高一层。作者直接拈出“浮名”来和“浅斟低唱”对比，认为青春易逝，与其去搏取功名，还不如酒边花下。浅斟低唱。这固然有沉湎于寻欢作乐的一面，然而联系柳永为举子时专为乐工新腔作辞(见叶梦得《避暑录话》)、他自己亦善创调(《乐章集》中颇多自创新声)二事，联系上片结句“才子词人”两句，则“浅斟低唱”一语，实不徒为单方面的把酒听歌，还包括为歌妓们谱写新曲新词。换言之，即进行新兴词曲的创作活动。他有一首《玉蝴蝶》词写道：“迁延，珊瑚筵上，亲持犀管，旋叠香笺。要索新词，殢人含笑立尊前。”就是绝好的印证。他不愿意把这种生活和“浮名”对换，这就不能不是“狂怪”的论调。

因为在封建社会里，蔑视功名，就等于不愿为君所用，这是有悖于“忠君”之道的，无怪乎仁宗读后要不高兴，把他黜落了。当然，话又说回来，既然柳永愿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为什么他又一再去参加科举考试呢?这就是柳永思想的矛盾。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走和下层人民结合的道路，一般都是被迫的，并非出于自愿;应举求仕的观念，在他们的头脑中藕断丝连，一旦时机到来，就会重作冯妇，再返旧垒，所谓“身在曹营心在汉”者，比比皆是。这牵涉到思想意识根本改变的条件问题，在此不暇细述。总之，时代的局限，阶级的局限，柳永也不能跨越这一历史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