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行动的逻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转向的意义论文

一、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三种行动逻辑

行动逻辑指的是行动的原因机制。国际关系研究对于行动逻辑的论述受到美国三大主流理论的影响。三大主流理论之所以成为不同的理论流派，主要是因为每一流派都提出了一个主要的、单一的行动原因：新现实主义强调国际体系结构、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国际制度，而建构主义则强调国际规范。近年来，实践理论在国际关系领域兴起，提出了不同的行动逻辑，使得国际关系研究从实在性要素转向知识性要素，从一种知识的一统天下走向对多元知识的重视。这种趋势就隐含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几种主要逻辑，即理性主义的结果性逻辑(logic of consequences)、建构主义的适当性逻辑(logic of appropriateness)和实践理论的实践性逻辑(logic of practicality)的发展进程之中。

(一)理性主义理论与结果性逻辑：利益决定行动

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主要包括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尤其以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影响最大，两种理论遵循的均是结果性逻辑。结果性逻辑的基本内涵是：行动者采取行动的基本动因是利益权衡。行为体是理性人，在面临决策情景时，能够通过成本效益分析，将手段和目的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理性地选取那些可以最

(二)建构主义理论与适当性逻辑：规范塑造行动

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20世纪最后十年兴起，并迅速发展成为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之一。建构主义的基本观点是“文化选择”，国际体系文化范畴内的重要变量“国际规范”成为建构主义的重要研究议程。对于建构主义而言，行动逻辑是适当性逻辑。所谓适当性逻辑，就是行动者采取行动的基本动因是对行动是否合乎社会规范的思考，亦即规范决定行动。虽然西方主流建构主义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概念，包括身份、认同、规范、文化等等，但到目前为止，最成熟的研究议程是国际规范研究。建构主义认为，在一个规范的社会环境中，行为体会认同现有的规范结构和规则体系，采取与自我身份相符合的行动。长此以往，行动者会内化这些规范，从盲目服从，到学习内化，再到自觉服从。

温特讨论了国际体系的三种文化。在霍布斯文化中，国家的身份是敌人，行动者可以采取一切手段，包括极端暴力的手段达到目的，因为霍布斯丛林的规范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洛克文化中，竞争合作成为基本规范。国家是竞争对手，竞争包含了冲突与合作，但消灭对方已经不是目的，生存也允许别人生存是洛克文化的基本规范，所以，国家的适当行为是通过竞争与合作寻求发展。而在康德文化中，国家的身份是朋友，非暴力成为基本规范，一切暴力手段都不应当存在也不会存在，因为暴力不是朋友身份应该采取的行动。当然，即便是内化，也是一个理性学习的过程，是一个从不知其然到知其然再到不问其然的过程。建构主义的规范传播研究具体地反映了这种思路。西方主流理论对规范传播的研究多是基于“好规范”假定，或者说是“好规范偏见”，即假定国际体系中的主导规范是“好”的，是可以促进国际生活向更加文明、更加先进的方向发展的。另外，这类研究还有一个隐含假定，即国际体系中落后的国家需要学习和内化这些“好规范”，以便使自己也进入文明社会的先进国家行列。换言之，这类“好规范”提供了适当性行为的基本标准。一旦国际组织教会了后起国家或是后起国家学会了这类规范，他们的行为就具有合规范性;一旦这些国家内化了规范，他们在采取行动的时候也就有了基本的依据：符合规范的就做，不符合规范的不做。行动是否符合规范成为是否采取行动的主要动因。

建构主义经过20多年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国际规范研究以及适当性逻辑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的重点研究议题。虽然也有学者批判“好规范偏见”，但规范研究不仅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流议程，而且在国际关系的政策领域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比如国际组织对规范传播力度的加大，跨国行为体对规范生产、传播和普及的高度重视等等。

(三)实践理论与实践性逻辑：实践引导行动

实践理论在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进入20世纪之后不仅受到国际关系学界的关注，而且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界最具活力的理论取向。 实践理论取向在国际关系领域最初显现于世纪之交对安全共同体的研究中，包括伊曼纽尔·阿德勒的一系列文章以及他和巴奈特主编的《安全共同体》。但当时的研究仍是在建构主义框架中进行的，研究议程也主要围绕建构主义提出的核心概念展开。2002年，国际关系理论期刊《千禧年》出版专辑，讨论了杜威对社会理论的影响与国际关系领域的“实用主义转向”，为实践理论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具有独立地位奠定了基础，也使其开始脱离对建构主义的依附，导向了以实践为理论硬核的研究路径。2011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伊曼纽尔·阿德勒和麦吉尔大学的文森特·波略特主编的文集《国际实践》对实践理论做出了系统论述，成为这一理论系统化的标志性著作。

实践理论突出的是“实践选择”，亦即实践引导行动。建立在实践理性基础上的实践性逻辑认为，实践活动本身是行动实施的主要驱动力量。实践理论学者对实践做出了这样的定义：“实践是适当行动的实施。更加具体地说，实践是具有社会意义的有规律行动，这类行动具有不同程度的适当性，同时包含并展现背景性知识和话语，并可能物化这样的知识和话语。这类行动在物质世界中发生，也会对物质世界产生影响。”在国际领域的实践活动也就被定义为“与世界政治相关的、有组织的社会性行动”。行动者的行动不是单纯的利益权衡使然，也不是单纯的规范思考使然，而是他们每时每日的实践活动使然。这种实践，就是与行动者资质相符合的日常行动。换言之，物质因素和理念因素都会发生作用，但两种因素的作用是在实践活动中结合产生并发挥出来的，物质和理念因素通过实践促成了行动。实践是物质和理念之间的桥梁，没有实践，物质不能产生意义，理念也无法成为行动。

国际关系中的实践理论最重要的贡献是将知识要素突显出来，使物质和理念因素与实践活动、实践活动与知识类型密切联系在一起。行动者的知识是通过长期实践而积累起来的经验知识，亦即实践定义中的背景性知识，正是这一要素推动行动者采取某一种行动而非另外一种行动。比如安全共同体，这种非暴力的国际社会群体形态，不像制度主义所说的那样，是国际制度将这些国家联系在一个合作的约束性制度框架之中;也不像建构主义所说的那样，是好规范的产生、传播、内化使共同体成员完全放弃使用武力。实践性逻辑认为，安全共同体的形成是共同体成员经过长期的实践，逐渐形成了一种共有知识和相互默契，使他们不会将使用武力作为一种行动选项加以考虑，也不会认为其他成员会使用武力解决争端。换言之，他们在处理彼此关系的实践活动中，自然而然地诉诸于外交手段。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日常实践互动中形成了这样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或者说这就是他们的日常实践活动。行动者也会进行理性的思考，但理性思考不会也不可能超出他们日常实践的范畴。

二、西方国际关系的知识转向：从表象性知识到背景性知识

上述有关“行动逻辑”的三种理论模式，就其本身而言，仍然是在讨论什么要素构成了行动的原因。但是，如果超越这些具体原因机制的范畴，就会发现西方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经历了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之后，出现了实践理论。这个过程使得理论构建一步一步地从理性思维转向人们的日常实践，从超然理论转向行动者作为社会人活动和习性的理论，即从表象性知识转向背景性知识。而这种知识转向才是新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深层意义所在。

(一)表象性知识与背景性知识

知识可以被分为表象性和背景性两类， 而对上述两类知识的理解和认识直接影响了人们对行动逻辑的解读，也构成了知识转向的主要内容。表象性知识是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的主导型知识论观点，是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表象性知识是人通过大脑的反思产生的知识，是思维和分析的结果，是强意识的、抽象的、可以言明的系统知识。所谓表象，就是以抽象的形式再现客观世界的规律。所以，表象性知识被视为人通过理性思考之后对真实世界的真实写照，是普适性知识，是通则和规律。表象性知识不是来自具体的情景、不以具体地域和文化的经历为基础，而是来自理性人对世界的客观观察、抽象思维和真实再现。从定义上讲，表象性知识就具有普遍意义，不以地域环境文化等具体地方性要素为转移。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寻求普适性通则的做法，就是受表象性知识影响的集中体现。

与表象性知识不同，背景性知识是指无意识的、非表象的、无以言明的知识。背景性知识主要是来自行动者的经验知识，是行动者通过长期的自身经历获得的知识，是长期实践过程的自然沉淀积累。背景性知识具有与表象性知识不同的特点。首先，背景性知识是地方性的、具体的、自下而上的。由于行动者的行动只能在具体场景中发生，背景性知识必然是地方性的，是在具体经历和实践中自下而上产生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由人脑通过抽象思维产生的高度普适性知识。其次，背景性知识是弱意识的、高自发性的。也就是说，行动者在获取这类知识的时候，并不是有意识地去思考，而是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自然习得而来。第三，这种知识是弹性的，变化的。表象性知识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寻求确定性，是发现通则性的恒定规律，确立探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背景性知识则是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知识。由于它的获取是在具体的'、地方的场景之中，所以，它也随着具体情况的变化而发生变化，随着情势的发展而不断调整

(二)知识与行动：行动逻辑的核心问题

根据上述知识的分类，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关于行动逻辑的论争便转换为：行动的主要驱动力是表象性知识还是背景性知识?这是知识转向背景下国际关系理论视野中行动逻辑的核心问题。

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潜在假定是表象性知识引发并促成行动。依据纳什均衡，理性驱动了行动，博弈双方都希望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而最终只能达成一种次优结果。奥尔森也认为：当行动者是“理性人”的时候，都会有意识地选取搭便车的行动，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收益。现实主义将权力和利益结合起来，认为权力的大小可以决定在多大程度上获取利益，权力计算直接涉及利益的权衡。新自由制度主义则试图通过国际制度来解决奥尔森提出的搭便车行为以便利合作，这被视为该理论最重要的一个贡献。新兴的实践理论转而强调背景性知识，明确指出背景性知识是促成行动的主要原因。关于背景性知识促成行动的重要意义，可以追溯到韦伯、怀特海、维特根斯坦和图尔明及杜威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布迪厄关于习性(habitus)的理论在国际关系领域更是产生了深远影响。习性是“持久的、可传输的性情体系，它每时每刻将过去的经历和行动结合起来，使之成为认知、判断、行动的坐标，使人们得以应对千差万别的情景。根据布迪厄的场域概念，当习性和场域互动时会产生一种引导行动的意识或者说是一种通过潜移默化所把握的明示或是潜在的游戏规则。实践理论继承了这一传统，强调行动者从自身在社会的经历中获得了一种不同于表象性知识的知识，这种知识在大部分情况下，使得行动者能够自动地、不假思索地应对自己面临的情景、做出自己的决定。这是一种对事物前反思性的、潜意识的把握，是行动者通过长期浸沁于社会世界而从中获取的、无以言明的知识。

三、知识转向与“他文化”背景下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

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转向已经发生，从目前的研究议程和理论形态上来看，实践理论学者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开始在主要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也引起了国际关系学界的关注，但还没有形成像主流理论那样成熟的研究议程。而且，表象性知识和背景性知识在许多情况下同时存在，在学理上可以严格区别，在实际运作中却往往难以分离开来。况且背景性知识本身也充满内在的矛盾和张力，只注重背景性知识和适当行动的实施难以解释重大的体系转型和国际社会变化，也难以解释所谓的非适当行动所包含的政治和社会意义。

因此，以背景知识为行动基本驱动的实践理论做出的最重要贡献不在于发现了另外一个原因因素，而在于这种理论发展取向开拓了非主流、非西方理论创新的合法性空间。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历程中，20世纪70年代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等理性主义理论所表现的是行动逻辑的单一性、理论的一统性和知识的一元性。建构主义的出现部分地挑战了这种话语主导，开始强调社会性和主体间性，并提出了国际社会多元无政府文化的观点。实践理论的兴起表现出来的趋势是加大了对背景知识的强调力度，弱化了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中理性和不确定性等核心假定。知识转向从对知识的不同认知思考行动逻辑，虽然西方学者论辩的焦点仍然是哪种要素构成了行动逻辑的核心机制，但非西方学者看到的则是多元理论发展的广阔空间。在表象性知识的一统天地中，无论文化背景如何、实践经验如何、思维方式如何，所有理论构建必须在表象性知识规定的边界之内进行，对国际关系理论的评价也是以表象性知识为普适性标准的。背景知识强调行动者的实践经验，实践经验的多元本质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又指向了多元理论构建和形式的合理性。因此，知识转向对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重要意义在于对“自文化”中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霸权提出深刻挑战，也因之释放了“他文化”背景下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潜在能量。知识转向的深层意义正在于此。

四、结 语

国际关系理论发展中的知识转向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以背景性知识为行动基本原因的思想对非西方、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界的思考和理论建设尤其具有启发意义。可以看出，颠覆心物二分的本体论，挑战理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霸权，为各种文化提供创造性解释行动逻辑的可能，这三者是相互联系的。挑战表象性知识的地位为背景性知识开拓了活动的空间，为非表象性知识争取了应有的话语权。

而这样的颠覆和挑战，将为更加多元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和更加关注实践的行动逻辑提供发展的平台，尤其是为所谓的他文化理论发展开拓合法性空间。回顾国际关系领域几十年的论战，不外乎存在两种辩论。一种是具体内容和观点的辩论，比如理想主义和自由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另一种是关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论争，比如美国强实证性的行为主义学派和欧洲弱实证主义的英国学派等等。但这些论辩，对于国际关系领域的理论发展而言，并没有真正涉及所谓的他文化问题，都是在自文化中展现理论话语，加强自文化的话语地位。而知识转向却必然蕴含了一个道理：他文化作为不同的实践和经验共同体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里创新的可能和必然。这是知识转向最具意义的一点，也是现在西方强调实践的学者自身并没有完全意识到的深层意义。

因此，知识转向不仅是一种自下而上地解释行动的逻辑，也是一种释放他者和他文化的逻辑。无论这个他者是女性、是异己、是非西方的行为体、是自文化边界之外的行动者，他们的历史、经历、实践、话语都是知识和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一点上看，知识转向是具有开拓性意义的。一旦所谓的他文化经验和实践得以释放，就会为理论创建，尤其是关于行动逻辑的概念化和理论化，提供多种多样的营养成分，使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和人类知识生产的过程在多元的交流和冲撞中释放出强有力的原创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