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古代征地拆迁的麻烦事的论文

征地拆迁，无论对于“当官的”还是老百姓，都是一件麻烦事!往往是，征地拆迁方软硬兼施，甚至威逼利诱;被征被拆方软磨硬泡，甚至群访、自焚。领导干部都知道征地拆迁工作不好干，经常抱怨说：“现在征块地、拆间房，咋就那么难呢?要在过去，那还不是皇帝一句话、官府一张纸的事?”古代的征地拆迁，真的是“皇帝一句话、官府一张纸”那么简单吗?

强征土地，丢面子，丢王位

《诗经》中有句话：“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似乎这天下的土地山川、一草一木都是君主的，君主想要点什么，就是一句话的事。但事实上没有那么简单，历史上有的君主就犯了这个“认识上的错误”，结果碰了一鼻子灰，有的甚至连国家都丢了。

在春秋早期，发生过一次著名的征地事件，当事人涉及到周王室、郑国和苏国。郑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720 年)，周平王去世，周桓王继位。当时，周桓王看到郑国的土地非常肥沃，就有心将郑国邬、刘、蔿、邘这四处封邑据为己有。这几块地都在洛阳的东北部，即现在的偃师、孟津、沁阳三县，都是当时的富饶之地。为了顺利得到这几处土地，周桓王提出用其他土地交换。用哪些土地来交换呢?周桓王就动起了征收苏国土地的念头。于是，周桓王提出用本属于苏国的十二邑中部分田地来交换。周王虽然在名义上享有予夺封地的权力，但在春秋时期，这一权力已经形同虚设。此时的周王室只能处置王畿之内的土地，而对于封国的土地不再享有处置权，当然也不能再随意地征收。结果可想而知，苏国拒绝交出这十二邑来替周王换取郑国土地。周桓王虽贵为天子，最后还是碰了一鼻子灰。

还有一次也是周王室征收土地、强拆强占屋室苑囿，并引发王室政变的事件。上文谈到的周桓王死后，其长子姬佗继位，就是周庄王。周庄王非常喜爱他的姬妾姚姬，也非常疼爱姚姬所生的儿子子穨。周庄王临死前留下遗命，嘱咐蔿国、边伯、詹父、子禽、祝跪等五位大夫，日后一定要立姬子穨为周王。但子穨是庶子，周代实行嫡长子继承制，所以庄王死后，由长子姬胡齐继位，也就是周釐王。周釐王若奉其父遗命，应按“兄终弟及”传位于子穨，但他死后，其子姬阆继位，也就是周惠王。这让蔿国、边伯等五大夫十分不满。

惠王非常喜欢田猎，为了扩大他的苑囿以畜养更多的飞禽野兽，他便强行征收了大夫蔿国的菜园。他还大兴土木，扩建自己的宫室，由于大夫边伯的房屋邻近王宫，从而也被强行拆迁占用。惠王还夺取了子禽、祝跪、詹父的田地，收回了膳夫石速的俸禄。这些大臣本就不满，再加之利益受到侵害，他们便联合起来，奉立子穨为新君，以苏国为后盾，以武力征讨周惠王。周惠王流亡到郑国。这便是史上有名的“子穨之乱”。

后来，郑厉公和虢公迎姬阆回到都城，重新登上天子宝座。惠王虽然失国复得，但他无奈把酒泉(今陕西省东部一带)赐给虢，将虎牢(今河南省荥阳市西北)以东之地赐给郑，自己的王畿大大缩小。这也算是强行征收土地、强拆强占屋舍的后果吧。

征地拆迁，还得按法律办事

历史上凡是有为的君主都明白一个道理，要想自己的天下坐得稳，就得有制度，还得要自己带头遵守制度，否则的话，就会失国失天下。所以，古代的君主、官府即使需要征地拆迁，也要依照法律来办事(有时尽管只是形式上的)。

据《左传》记载，鲁成公十一年(前580 年)，周王室要征收“鄇田”，大概就在古温国、今河南武陟县一带。但是，晋国的大夫卻至却不同意，认为这块土地是自家世代祖产，祖宗之业不可丢，寸土不能让。周王室也不能强行争夺，便起诉到周简王那里。周简王派刘康公、单襄公到晋国去主持解决这场征地纠纷。郤至说：温这块地方，是我郤氏的封邑，不能失去。刘康公、单襄公通过查阅档案和文书后发现，当初武王灭纣，分封功臣和宗室，就把曾经助周伐商的苏忿生和檀伯达分封在温这一代。后来苏氏支持子穨发动叛乱，失败后逃到夷狄。周襄王为了慰劳晋文公，便把温地赐给晋国，该地先后为晋国大夫狐氏、阳氏和郤氏的封邑。这样从档案文书来看，温地本来属于王田，是“王官之邑”，是可以被周王室征收的。郤至不服，认为封邑不能被随意征收，还要理论，但晋厉公命令郤至不要争了。虽然最后周王室获得了这块土地，但还是经过了一个法律程序、依照一定的历史证据实现的。这说明，在这一时期，土地的征收必须要按照法律的`规定才能实现。

《晏子春秋》记载，齐景公修建宫殿，占用了逢于何家的墓田。逢于何的母亲去世后，他提出要将母亲与父亲合葬，而父亲的墓恰恰在齐景公的王宫里，这个请求遭到了拒绝。逢于何在半路拦住晏子，请求晏子帮助自己，声称如果父母不得合葬，自己便手扶丧车，捶胸顿足，告诉四面八方的人说自己不能让母亲安葬，然后饿死在宫殿门口。晏子见齐景公，开始齐景公很生气，认为自古未有把死人葬到王宫里的事。晏子却认为齐景公大肆修建宫殿，夺占了活人的居处;广建楼台亭榭，毁坏了死人的墓地。所以，活着的人愁怨忧伤，不能安居;死了的人尸骨离散，不能安葬。君主肆意享乐游晏，还傲视活着的和死去了的百姓，这不合礼制，不是君王应有的行为，不是保存国家之道。齐景公也觉得自己理亏，便答应了逢于何的要求，允许他把母亲葬进了王宫里。

《国语》中记载，鲁文公要扩建宫室，按照规划设计需要占用孟文子和郈敬子的府邸，便向孟文子提出为他在别的地方重建一所更豪华轩敞的宅院，用作交换条件。可孟文子并不买他的账，指出：自家的住宅和衙署都是君王所赐，先人所建，拆毁宅署有辱先君之命，所以不便遵令。衙署、车服、宅第都是为政权服务的，是职务的象征，是地位的象征，不能轻易改变，这是法律制度。鲁文公碰了一鼻子灰，又去找郈敬子试试，谁知道同样遭到了拒绝，鲁文公扩建宫室的计划只得作罢。

强征强拆，自古就有不讲理的

自从秦汉以来，除了个别短暂时期，土地私有制在整个封建土地制度中就一直占据重要地位。按说土地私有，土地所有权就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建造于土地之上的房屋自然更属于自有财产，不能随意侵犯。但在专制体制之下，人民根本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更何况土地和房屋了。皇室贵族，强占土地和房舍，老百姓大多只能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

晋朝时，晋文帝司马昭的孙子、齐献王司马攸的儿子司马冏，在晋惠帝时官拜大司马，担任辅政大臣。司马冏嫌他父亲以前居住的宫殿太小，便大规模地修建宫殿苑囿、宅第馆舍。按照规划，有数百间民房和一个粮食交易市场需要拆迁，这倒也不足为奇，夸张的是除了民房和市场之外，还要拆迁好几个政府机关，这要放在今天，想都甭想。可当时呢?人家司马囧是辅政大臣，权倾朝野，手里还掌握着兵权，连皇帝都不敢惹他。各个政府机关也都得乖乖地搬迁，更别说老百姓了。当然，司马冏也没落什么好下场，最后被处死，同党都被诛灭三族，死了两千多人，司马冏被暴尸于西明亭，三天都没有人敢收殓。

唐朝时，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备受唐玄宗恩宠，所受赏赐无数，于是她大规模地购买和修建宅第。有一次，她看上了京城一套大宅院，想据为己有。这家房屋的主人姓韦。一天，韦家人正在休息，忽然有一个衣着华贵的妇人走进门来，身后跟着几十个奴婢。这妇人谈笑自若地对韦家人说要买这个院子。韦家人世代在这所祖宅里居住，自然不肯卖掉。可谁知这妇人随即命人招来一百多工人，三下五除二，就把一所大院子给拆了。韦家人得知这妇人原来是虢国夫人，不敢惹，只得搬着行李暂且在路边栖身。虢国夫人在韦家地基上重新修建起了一座富丽堂皇的大宅院，对韦家只是象征性地给了十亩空地，而地上的房子，却一分钱也没给。

宋朝时，被称为“南丰七曾”之一的曾布，曾作过王安石的助手，在宋徽宗时还担任过宰相。他的大舅子魏泰倚仗他的官势，打着曾布的幌子大规模侵占公私田园，连州县官也拿他没办法。有一次，魏泰竟然要侵占一处废弃的官邸，就妄称这旧官邸是一片无主荒地，从而据为己有。这时的地方官是欧阳修的儿子欧阳棐，这个人很正直，想收拾一下魏泰，可周围的官吏都劝他说：“这魏泰仗着他是曾布的亲戚，历来横行霸道。以前的官员想躲还来不及，您怎么还敢招惹他呢?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但欧阳棐不听劝告，坚持不给魏泰这块地。结果正如众人多言，魏泰通过曾布在朝廷里说了欧阳棐坏话，欧阳棐被罢了官。征地拆迁的补偿，都是当权者说了算虽然上文我们讲了那么多不讲理的征地拆迁牛人，但总归这是少数，历史上大部分的征地拆迁都是要给予补偿的。只是如何补偿，补偿多少，都是皇帝和官府说了算，百姓基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宋元丰年间，因修建景灵宫，拆迁了不少民房，于是，皇帝下召，从市易务专款内借支了12 万缗，支付给拆迁户作为补偿。明万历年间，因皇家陵园占用民地一百余顷，政府决定分两种方式支付补偿金，一是直接支付现金价银12411 两，二是免除当年税粮等项银315 两。

一般来说，一个政权在建立初期，出于对利益重新分配的需要，对于私有权的保护会被淡化，但随着国家社会进入正常发展阶段，对于私有权的保护就会日益受到重视。如清朝初年八旗贵族跑马圈地，共圈占汉族人田地20 万顷。开始圈的还只是无主土地，到后来就连有主土地一起圈了。老百姓的土地、房屋都被圈占，造成了百万余人破产失业，流离失所，大量流民、乞丐出现。后来朝廷看到了圈地的危害，便制定法律来规范圈地行为。顺治四年，就规定用延庆州、永宁县、新保安、永宁卫等地无主屯地来补偿圈地;康熙八年正式下达了停止圈地的命令，康熙二十四年又下令“嗣后永不许圈”。雍正二年，宁夏要新筑满城，占用民田。皇帝下召用河滨淤地来补偿，并免除了六年的租税。清乾隆晚年在热河扩建避暑山庄，“广筑围场，杂植时花，分置亭榭”，供乾隆皇帝游玩。皇帝占用民田，当然给了百姓补偿，但民间还是不太满意，编了一句歌谣：“皇帝之庄真避暑，百姓仍是热河也。”光绪二十七年，各国使馆占用民房，共支付了35 万两白银用于补偿拆迁户。

这些都是皇帝或官府临时决定的补偿标准，没有统一的规定。而且，在宣布给予征地拆迁补偿的文书中，一般都明确写明这些补偿，体现了皇帝和朝廷对百姓的体恤和仁爱。几千年的历史，终究还是逃脱不出“莫非王土”的藩篱。